[摘要]“十五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将呈现如下新特征新趋势：一是数字技术持续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重塑全球产业和创新格局，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数字贸易崛起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模式创新和规则变革的强大引擎；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基于安全和信任为核心加速深度调整重构，加速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我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枢纽，新发展格局构建呈现新面貌；三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碰撞更加激烈，导致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助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保护主义、安全风险等不利因素进一步增加。把握这些特征有利于趋利避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2025年第5期

引用格式：王晓红.“十五五”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研判[J].开放导报，2025（5）：19-26.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化呈现新趋势新特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继续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形成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竞争格局，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历史机遇；我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为在全球供应链体系深度调整中占据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有利基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为我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地缘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影响加深，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供应链体系风险上升，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交织叠加，要求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些重大变化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带来战略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于变局中开新局、危机中育新机，为“十五五”规划科学谋篇布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兴起，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推动全球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数字技术持续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技术创新呈现群体式、爆发式、颠覆式、迭代式等特点，带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网络数智化在促进各国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也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发展格局、竞争格局、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推动全球价值链体系调整。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产业体系完整、应用场景广阔、人才储备丰富等优势，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产业基础、市场基础和人才基础，从而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形成数字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产业格局。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和创新格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主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数字技术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者。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2019年以来，计算机技术一直居于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首位，2024年数字通信取代这一地位，占总量的10.5%。

数字技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以产业互联网、数据算力及区块链、3D打印、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VR/AR/MR）等数字技术为基础底座，与生物技术、增材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海洋开发等新技术交互影响，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渗透，不断引发群体性产业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向以数字、智能、绿色、共享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升级跃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营销方式，产业形态、创新模式和产业链分工格局，以及消费行为、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产业发展融合化、生产方式智能化、组织方式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成为重要特征。

人工智能的空前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将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颠覆了制造、服务、技术创新的传统范式，并极大促进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如基于5G网络、大数据、云平台、AI应用的黑灯工厂、云工厂大量涌现，大幅减少了劳动力使用，使企业闲置产能得以充分利用，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了产品和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匹配，由此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又如，基于产业互联网的研发设计创新平台上，一端可积聚数万家制造商，另一端则可积聚全球的工程师、设计师资源为其提供服务，大幅提升了产品创新效率。2025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据显示，全球已发布大模型总数达3755个，其中我国企业贡献1509个，居全球首位。我国行业应用场景广泛、数据资源丰富，尤其为各类行业基础大模型和垂直领域模型创造了世界领先的条件。2025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和应用层面取得全方位进步，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答问题的比例达80.9%。从产业方面看，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国产人工智能产品已经与生活消费、智能服务、办公、医疗健康、在线教育、创意设计、智慧交通、智能驾驶等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多个领域的智能应用生态。

与此同时，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依托技术基础、人才、规则等方面优势，试图继续保持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先位势，一方面，制定相关国家战略、产业促进政策以吸引全球创新企业、技术、人才等汇集；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敏感技术出口、高技术企业投资、人才交流等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对我国进行打压遏制，尤其是美国对我国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打压遏制成为常态。然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加速，正在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新动能和技术交易的大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重要的技术出口市场和技术合作伙伴。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主要经济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总量达27.39万件，我国申请量为70160件，是申请量最大的国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大规模技术人才优势、研发资金优势、产业规模优势，更有举国体制优势，这些都为各类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提供了重要保障，尤其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数字技术提供了多元化应用场景。我国经过长期实施开放的自主创新战略加速了技术积累，已经在5G、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太空科技、核电、高铁等领域具备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锻造了深海装备、盾构机、宇宙飞船等一批大国重器，从而为未来技术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奠定雄厚基础。

（二）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

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和牵引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比重显著上升。《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显示，2023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5个国家数字经济总量超过33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60%，较2019年提升约8个百分点。

二是工业互联网大规模应用基本普及。5G网络商用基本遍布全球，截至2024年3月，有1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1家网络运营商提供5G商用服务。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截至2024年5月建成5G基站383.7万座，在74个国民经济大类中广泛应用。

三是数字技术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据咨询机构测算，2024年全球大数据技术市场规模达3972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4%；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6382亿美元，预计2027年将达近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30%；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达5790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增至20620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3.6倍；全球3D打印电子市场规模达106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增至382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3.6倍。

四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成为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卫星和航天产业为例，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SIA）数据，2023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2850亿美元，其中卫星服务收入1102亿美元，80%以上来自卫星数据通信服务。据欧洲咨询机构研究，2020—2025年全球卫星遥感数据市场复合增长率为12.6%，成为商业遥感市场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一批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拥有海量数据，并通过数据赋能企业发展，为其产业生态链上的企业提供产品的市场分析、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精准营销、售后服务等全链条服务。

五是全球产业数智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平台化的服务型制造发展，随着工业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无人化工厂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汽车等行业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同时，互联网增强了服务的可及性，跨境远程的维护维修、研发设计、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专业咨询等服务业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以数字平台为核心构建的技术创新生态正在推动全球技术创新走向全球资源、开放融合、共创共享、绿色低碳的发展范式，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融合。

（三）数字贸易崛起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模式创新和规则变革的强大引擎

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显著降低贸易成本、扩大服务贸易范围、提升货物贸易效率，使国际贸易由成本主导、依托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依托数据等新型要素比较优势转化。数字贸易颠覆了传统贸易的组织方式，形成以平台企业为核心，制造商、服务商等多方参与，贸易与产业充分融合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跨境电商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广泛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商机，促进国际贸易向着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方向发展。

三年新冠疫情加速扩大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推动了全球数字订购贸易和数字交付贸易空前崛起。据WTO数据库统计，2020—2024年数字贸易年度复合增长10.2%，超过同期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出口的增速，2024年全球数字贸易总额为7.39万亿美元。2020—2024年全球数字订购贸易从1.8万亿美元增至2.6万亿美元，年度复合增长率为9.9%，占全球数字贸易规模的35.4%。2024年，全球数字交付服务出口4.78万亿美元，增长9.6%，占全球数字贸易总量的64.6%，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4%，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4.4%，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和贸易模式创新的核心部分。我国跨境电商规模居世界第一位，2020—2024年连续实现两位数的高增长，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63万亿元，增长10.8%，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培育世界级电商平台奠定了重要市场基础，目前世界前十大跨境电商平台中，我国占五席，从而为参与国际竞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构建开放创新、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经贸规则体系成为全球共识。截至2023年上半年，全球签署超过130个数字协定，包括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及数字经济专门协定。这些规则体系主要包含三类：一是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则持续演变为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规则；二是围绕数字技术、数据跨境流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等开放与监管规则；三是促进数字化转型、数字营商环境互信规则。2023年12月，WTO在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电子合同、无纸化交易、开放政府数据、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透明度、电子交易框架、网络安全、开放式互联网接入、电子发票、单一窗口、个人数据保护13个议题上达成共识。这些议题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开放数字环境、增强商业和消费者信任。这些议题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开放与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推动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方向标。

在数字技术发展、疫情引致的安全观、地缘政治影响不断加深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由基于成本主导向基于安全和信任主导，成为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调整的目标，这一重大变化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发展走向。与此同时，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能力、供应链的控制能力，既是一个经济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产业安全的关键。我国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善、内循环基础坚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将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同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为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合作、构建高质量的外循环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向以区域化为重心转变

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分工体系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以“三链”为基础推动全球生产、服务、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等一体化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三链”不断发展，导致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区域内贸易不断增长。一方面，全球贸易由以最终品贸易为主向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转变。1998—2024年，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在53%—58%之间；2023、2024年分别为56%、55%，说明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相互依存依然紧密，全球“三链”一体化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日趋明显，其原因是基于区域内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便利度更高。

全球价值链区域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区域FTA增多。WTO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全球区域FTA由2000年的99个迅速增至619个，其中已生效375个。二是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显著增长，体现了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更紧密地融合与更深入的协作。如RCEP生效实施后，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65%上升至2024年的68.3%，2024年RCEP区域内贸易总额达5.7万亿美元。三是基本形成以FTA为主导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标志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的趋势与时俱进发展。如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规则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变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发展。贸易零关税、准入零壁垒的“边境”规则体现了贸易投资高度自由化。同时，竞争中性、补贴、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监管一致性、透明度与反腐败等“边境后”规则，其目的是塑造高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既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又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加速

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强调制造业和服务业回流，“东亚生产—欧美消费—其他地区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格局已经出现重大调整，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趋势正在加速形成，区域经济循环进一步增强，区域FTA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经济学人》研究显示，自2021年以来，近岸外包或区域化外包比例增长8个百分点，服务回流增长10个百分点。2022年日本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针对电力、天然气、石油、水利、铁路等14个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IT服务、云服务和数据服务等领域的外包服务，要求日本发包企业必须预先提交外包工作计划，由政府主管大臣审核批准。美国政府一方面实施“美国优先”战略，限制服务业离岸外包，吸引服务业和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友岸外包”的地缘政治战略限制我国，这些都给我国的产业、贸易、投资带来严峻挑战。

（三）我国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有利于构建高质量双循环体系

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和出口国，标志着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已经稳固。这一地位有利于我与贸易伙伴构建互利共赢的供应链关系，也为提升我国在应对贸易谈判中的议价权和主动权奠定了重要基础。2024年我国中间品贸易额为38217.4亿美元，分别是美国（28295.6亿美元）、德国（16070.1亿美元）的1.4倍和2.4倍。长期以来，我国中间品贸易进口额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出口额占40%以上。2023年我国中间品贸易总额为25.53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61.1%；其中，中间品出口11.24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7.3%，中间品进口14.29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79.4%。同时，中间品进口占比过高也表明，我国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于全球供应链体系，要求我们构建畅通的外循环体系，提高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

我国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接更加紧密，有利于巩固全球供应链枢纽地位，有利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也有利于在贸易摩擦中把握主动。从贸易发展看，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连续8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其中，出口25.45万亿元，增长7.1%；进口18.39万亿元，增长2.3%。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5238亿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增长14.4%，规模连续11年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额31755.6亿元，增长18.2%；进口额43482.4亿元，增长11.8%。从投资发展看，202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8262.5亿元，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二位；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592.7亿元，增长11.3%，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当前，单边主义与多边机制的博弈，文明共识与科技霸权的碰撞，全球化逆流与新秩序的孕育，正重塑世界格局。虽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上演，但经济全球化符合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多数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人类开放融合的历史方向，其大势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通过要素的跨境流动实现全球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促进各国经济互利共赢，为各国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创造更多机会，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这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尤其是随着全球网络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必将扩大商品、服务及信息、知识、技术、人员、数据等要素全球范围流动，增强各国之间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融合，国际产业分工更趋细化。但也应该看到，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因素明显增加。这要求我们趋利避害，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积极扩大朋友圈，有机统筹发展与安全，营造于我有利的开放环境。

（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助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持续攀升，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继续向“全球南方”转移，“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阻挡，尤其是亚洲经济增长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把“向东看”作为合作的重要选择。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至今，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远超西方经济体。其中，中国贡献率超30%，印度、东盟等增速全球领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4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占比达58.9%。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3.2%，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4.2%。博鳌亚洲论坛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预计由2024年的48.1%上升至2025年的48.6%。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持续增强，必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改革与重塑。

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大市场。从人口规模看，世界前十位的人口国家分别为印度（14.2亿人）、中国（14.1亿人）、美国（3.3亿人）、印度尼西亚（2.8亿人）、巴基斯坦（2.4亿人）、尼日利亚（2.2亿人）、巴西（2.2亿人）、孟加拉国（1.7亿人）、俄罗斯（1.4亿人）、墨西哥（1.3亿人）。除美国外，其余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中国的人口规模总计占世界人口的35%，将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据麦肯锡研究，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费全球近2/3的制成品，其中包括汽车、机械、建筑等产品；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消费总量将占全球的50%以上。日本、德国、美国将42%的汽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有45%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印度、东盟、拉美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商消费市场。

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提升。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科技、消费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在推动WTO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改革中更加有为有位，将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区域FTA中的话语权地位不断提升，如RCEP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该区域总人口、GDP总值、货物贸易额均占全球的30%，吸引投资占全球的24%，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2024年，金砖国家的GDP总额达7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G7的5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金砖国家内部贸易的90%使用本币结算，减少了对美元的依赖。上合组织成员国家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25%，较成立之初扩大13倍以上；贸易总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18%，而成立之初仅为5.4%。同时，上合组织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

四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彰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日益深入人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双边合作为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我国与东盟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东盟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自2024年12月起，我国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与我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平衡、包容、普惠方向发展的担当作为。在2025年9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出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点倡议：一是奉行主权平等，要求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遵守国际法治，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三是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四是倡导以人为本，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五是注重行动导向，统筹协调全球行动，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

（二）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不利因素与日俱增

由于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加深、局部战争频发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上升，导致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增速持续低迷不振。根据IMF预测，2025、2026年世界经济分别增长3.3%、3.3%，世界贸易量分别增长3.2%、3.3%。美国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大搞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孤立主义，发动全球关税战，通过采取不断加征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做法挑起与多国的贸易摩擦，导致相关国家的反制措施增加，贸易摩擦事件将处于历史高发期。美国的一系列做法，不仅破坏了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而且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带来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美国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导致“相互断供”“相互制裁”等问题凸显，严重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加剧了供应链风险。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可能常态化，也将给我国的外贸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做好“谈谈打打”的准备，也要求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更加要求以贸易数字化、绿色化、优品化为重点，重塑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与此同时，泛化国家安全将继续制约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跨境投资，对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越来越大。如美国对外资进入国防、航空、海运、电信、金融、能源、资源开发等领域均设有禁止或限制措施；澳大利亚实现外资审查“全覆盖”；加拿大将公共卫生相关领域也纳入外资审查范围。受疫情、安全等因素影响，欧盟也收紧外资并购政策，进一步筑高资本跨境流动壁垒。美西方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将给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带来挑战，要求我们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有机结合。一方面，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企业境外投资合规经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全球市场布局。

（三）全球安全风险持续上升

“十五五”时期，世界局势将总体呈现变乱交织、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上升的趋势。

一是战争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持续上升。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全球意识形态与制度冲突对抗加剧、大国竞争博弈更趋激烈、领土争端不断激化，武装冲突对抗不断增加，使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遭受冲击。恐怖主义依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8352人，同比增长22%，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是粮食能源资源安全风险上升。由于气候变化、局部战争、贸易摩擦、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粮食、能源、资源的生产可持续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供给不足、价格上升等问题。如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俄乌两国合计贡献全球14%的小麦、19%的玉米、80%的葵花籽油出口。由于俄乌冲突，乌克兰春播面积锐减30%—60%，黑海港口封锁使粮食出口下降80%。俄罗斯因受西方制裁，小麦出口量锐减。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全球谷物供应缺口将持续至2027年，推动粮价长期高位运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年内涨幅超70%，玉米、大豆价格分别上涨30%和25%，创十余年来新高。因俄受西方制裁，2023年欧盟天然气价格暴涨800%，全球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创14年来新高。此外，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资源约束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是网络数字安全风险持续上升。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网络数字技术在产业、科技、医疗、政务等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在形成大量新业态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黑客攻击、数据泄漏等新的安全风险。据统计，2024年全球网络遭受攻击达3110亿次，同比增长33%，其中亚太区遭受网络攻击激增73%，至51亿次，高于全球平均值。2024年全球数据泄露案件大幅上升，据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数据泄露受害者数量激增211%，达13亿人（王勇，2025）。

四是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上升。2019—2022年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充分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缺陷和短板，为防止疫情蔓延，各国封国封城，导致全球人流、物流体系中断，全球供应链断链，给各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为此，各国都把保持供应链韧性和弹性作为维护供应链安全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迫切要求构建各国相互协同、密切合作的全球卫生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来源：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